蔡立人

作者

浅见(5):从“黑心”谈起

拜读了雷贤淇老师的大作‘“黑心”的新用法’ (星洲日报/言路6月9日),想写一些读后感。

“黑心”一词,词典释义为形容人的阴险狠毒。有人不同意把它和人以外的词搭配,比如黑心食品。其实,像这种新用法是很寻常的。我举几个例子。

比如“阳光”本指日光,怎么可以拿来形容人呢?偏偏人们就用它来形容积极开朗、青春活力。当人们用开了,“阳光女孩”、“阳光青年”也就自然的出现在《现代汉语词典5》和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》里(以下各别简称为《现汉》和《现规》)。

再比如“包装”,本来就只是指包装物件,怎能包人呢?后来人们把它用在形象上的美化,约定俗成后,词典也就收录了这个新的义项,包装歌星了。


再看“荒芜”一词,本用来形容土地或田园,以上两部权威词典都只做如是释义。但是作家南方朔的文章命题却用来形容人心,“人心荒芜‧始有末日!”(星洲日报/言路6月10日)。词典没有这个义项,丝毫不影响作家发挥创意的用词,也没有阻碍我们解读作家的意思。


让我们看远一点的,比如:中国古时候的“经济”,即“经邦”、“经国”和“济世”、“济民”,以及“经世济民”等词的综合和简化,含有“治国平天下的意思”。《晋书-殷浩传》:“足下沉识淹长,思综通练,起而明之,足以经济。”

后来演变为“指治国的才干”,“谓耗费少而收益多”,“指财力、物力”和“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”。当年用这些新词义的有那些人?其中有孔尚任,刘鹗,鲁迅,朱自清和郭沫若。

清‧孔尚任《桃花扇-修札》:“写的激切婉转,有情有理,叫他不好不依,又不敢不依,足见世兄经济。”

刘鹗《老残游记》第三回:“听説补残先生学问经济都出众的很。”

鲁迅《书信集-致李霁野》:“倘暂时在北京设一分发处(一个人,一间屋)…就可以经济得多了。”

朱自清《历史在战斗中》:“著者是个诗人,能够经济他的语言,所以差不多每句话都有分量。”

郭沫若 《洪波曲》第四章六:“在那时我们认为电影的宣传效果是很大的,打算在香港设一个第二制片厂,以便在海外容易取材而且经济。”

再看“水落石出”,本为描写景物。宋‧苏轼《后赤壁赋》:“山高月小,水落石出。”宋‧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:“野芳发而幽香,佳木秀而繁阴,风霜高洁,水落而石出者,山间之四时也。”

后用以比喻事物真相完全显露。谁又用了这个新用法?

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第61回:“如今这事,八下里水落石出了。”

晚清吴趼人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第33回:“﹝我们﹞万不能半途而废,一定要弄他个水落石出才好。”


还有“轮廓”,亦作“轮郭”。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注:“钱,外圆为轮,内方为郭。”古时候指钱的内外边缘,怎能用在面部和村子呢?偏偏曹禺和周而复就用了。

曹禺《雷雨》第一幕:“她的脸色苍白,面部轮廓很美。”

周而复《上海的早晨》第一部四:“整个村子的轮廓消逝在昏暗中。”

像上面所列的词和成语,因为人们的使用演变,而有引申义和多重意义的,不胜枚举,在日常生活中,俯拾即是,例如:山寨,引爆,代表,同志,出轨, 冻结,花前月下,一丝不挂,天花乱坠,拖泥带水等等。

作家们没有因为一个词和其本义不同而舍弃不用;文学作品没有因为分歧的词义而晦涩难懂;读者没有因为词义的演变而不能适应;汉语也没有因为词义多方面发展而没落。

一个词或词义的诞生与存亡,取决于社会大众的接受与否。人们不再使用的词,词典再版时也只好把它删除。另一方面,人们并不会因为一些词或词义还未被词典收录,而不使用它们。

词典所收录的词和词义也不是绝对和不变的。词典没收录的词,不表示不可以用;词典收录的词义,不代表是唯一的释义。正因为语言是活的,词典无力约束,无法预测,也不能规定我们不可以增加词汇,和改变或增加原有词义。

《现规》主编李行健说,“词义的发展变化造成歧义和混乱的现象,就难于制定规范标准。”,我认为这种发展是无可避免的,与其把它视为“混乱”,倒不如说,这种发展和变化,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,培育了汉语蓬勃活跃的生命力。如果仅是因为词义的演变和变化而感觉到“混乱”,就要僵硬的统一用词和用法,对汉语发展来说是很悲哀的。

蔡立人

稿于2011年6月12日


本文简略版“从‘黑心’谈起”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路版(2011年6月12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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