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立人

作者

淺見(9):從“黄梨”談起

據報導,華社研究中心學術董事徐雲彪先生稱,已故姚拓先生當年(五、六十年代期間)編排小學三年級華文課本時,由於受教育部的限制,就自創“黃梨”取代“鳳梨”。事實是不是如此?我找了一些資料,願與大家分享。

根據《馬華文學館》網站裡姚拓先生的生平介紹,姚先生1922年生於中國河南省,1955年在香港结婚,1957年携带妻女南来新加坡,1959年才移居吉隆坡;直到“1975年,姚拓由編輯文學轉至編輯教科書”。其中,國民型小學《華語》讀本(三至六年級)是在1983年出版。

如果以上資料正確,那就不符合徐先生所说的,姚先生於五、六十年代自創新詞一說了。“黃梨”一詞有沒有可能遲至1983年後才開始流通?


那麼,有沒有更早的資料記錄華社使用“黃梨”一詞?

請讓我提一提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,已故謝冰瑩教授(1906-2000)。

謝教授在50年代曾經到馬來亞講學三年。她南自新加坡,北至亞羅士打,走遍了大半個國家。1961年出版《馬來亞遊記-上集》。

她在“馬來亞僑胞的口語”篇的開頭寫道:“‘入鄉隨俗’,這是中國的古話,也是我們處世的格言。”

教授初來時,有許多聽不懂也聽不慣的口語,但她還是不厭其煩地記錄和學習。她列出一些,比如:巴刹、山芭、冲凉、咖啡烏冰、腳車、頭家、打風、吃風、傻傻的、呱呱叫等等。

其中,“罷了”,教授稱為語尾詞,並舉例:“我是說這個黃梨(鳳梨)不好吃罷了”(第126頁,見附圖)。

由此可見,先輩們早在上个世紀的50年代,或更早,就已經把鳳梨稱為“黄梨”了。



這本內頁紙張嚴重發黃的黑皮小書,現被珍藏在新加坡李光前參考圖書館第11層的藏書閣裡。

我小心翼翼地翻閱着,前輩字裡行間流露的高尚情操和人格修養,令我肅然起敬。

謝教授不因為她是台灣師範大學教授和知名作家,而輕視本土華語。她也没有要僑胞們放棄使用地方詞彙,改用台灣標準國語,以便和台灣接軌。

相反的,她親身貫徹中國傳統優良的處世精神,入鄉隨俗,尊重和努力學習地方詞語,和當地的風俗習慣。

例如,她在寫華人過“農曆年”的熱鬧情景時,對一些禮節和風俗不恥下問的態度,是讓人尊敬的。

教授記載的口語不多,但是,還有無數個一代代傳下來的口語和慣用詞,在今天,不只是作為日常溝通之用,更是一種對自身文化的認同;這種認同感不是在“菜市”可以買到的。

語言是活的,是感性的,它不是一堆冷冰冰的符號,可以隨意更換或取代。

語言的胸襟也是寬厚的,是海納百川的,因此沒必要排他而尊一。

語言的生命,紮根于它所處的社會土壤裡,它的養分取自使用它的人群中。只要養分不斷,本土詞彙就有繼續生存和茁壯成長的生命力。

借謝教授在書中的感言:“他們更努力於華文教育,一代傳一代,以至永遠!”


蔡立人
稿於2011年7月12日


後記:
本文上網後,面書朋友張英傑先生來函提供以下資料,進一步說明,“黃梨”一詞早在1926年就在本地通用。

这是1926年7月21日《新国民日报》的剪报。

——柔 佛——
華僑學校 佳音
柔 佛六個半石·自大新黃梨廠設立以來·市 面日漸發達·我華僑僑居於此者·亦衆·該處設有公立華僑學校一所·於去年由熱心家劉登鼎·陳恩戴·張國淇·黃成·王季叻·劉興·陳錦雲·劉濃諸君所發起· 以迄今年·益大加整頓·如添聘教員·添置校具·經營已不遺餘力·學生亦日有增加·惟該校初立·經濟缺乏·收入無多·現時全仗月捐支持·幸担任該校月捐者· 爲數已不少·担任三十元以下·五元以上者·有劉登鼎·張國淇·王季叻諸君·其他担任三元二元者·亦不下數十人·該校今年度董事部職員·副總理張國淇·財政 陳錦雲·副財政黃成·諸君素向熱心教育·此次獲選·識者咸共慶得人云·(印心稿)

附圖:



Seng Fooi Chong 提供以下资料,说明“黄梨”一词自清朝开始就有记录。


黄梨

(1)指梨。亦指梨的品种之一。《北堂书钞》卷一四二引 三国 魏 傅巽 《七诲》:“ 桓阳 黄梨, 巠山 朱橘。”

(2)即凤梨。也称波罗。 清 褚华 《闽杂记·黄梨》:“黄梨出 泉 、 漳 、 臺湾 等处,形如芋头,大或及斗,其皮如松颗,周围有鳞,食之必去鳞,云有毒也,鳞内有根如针,着肉甚坚,须以快刀周剜方出,味极鲜爽,胜于洋桃,芭蕉果之类。 来子庚 观察言:他果多食皆损人,憔黄梨不然……《臺弯志》又云:‘波罗蜜,天波罗也;黄梨,地波罗也。波罗蜜大於黄梨,形色相似,惟皮光无鳞耳。’”




參考資料:

馬華文學館
百度百科
東方日報
詩華日報
佳禮每日新聞
食坊每日新聞
新加坡国家图书馆


節錄:

馬華文學館網站 - 姚拓先生生平介绍

1970年,姚拓担任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。1975年,姚拓由编辑文学转至编辑教科书。他负责写作,编纂的马来西亚中小学教科书,其中包括马来西亚中学《华文》课本(预备班至中五;1960-1986年) 、新加坡小学《华语》课本(一至六年级;1970-1980年) 、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小学3M制《华语》、《数学》、《道德教育》、《人文与环境》(一至六年级;1980-1996年出版;现在仍然使用)、马来西亚师 训学院《文学读本》四册(1985-1987年出版;现在仍然使用)、马来西亚玛拉学院《华语》读本(1985年出版;现在仍然使用)、马来西亚国民型小 学《华语》读本(三至六年级;1983年出版) 、《友联活叶文选》640篇(1953-1970年编注;现在仍然使用),对海外华教贡献良多。


诗华日报 (2011年6月26日讯)

也是万达国际学院院长的徐云彪,早前以探讨我国独立前迄今的华文课本教科书演变,作为其社会科学博士论文的研究题材,并发现我国华文教科书过度强调“本土化”,却失去了许多文化与文学的精髓。

他在采访多名编排教科书的学者,如已故姚拓、许友彬等人后,发现我国华文教科书因“死守”教育部所规定的条规,包括每一个年级限定学习300至500个不等的生字,而出现编者“自创词汇”来迎合教科书的要求,包括“凤梨变黄梨”的具有南洋特色词汇。

“姚拓当时(5、60年代期间)编排小学三年级的华文课本时,因为有一篇教材讲述我国盛产凤梨,但当时的‘凤’(繁体)字却是五年级学生才能学写的生字,因此他就想找一个词汇来代替凤字,后来想到凤梨的闽南话为‘旺来’,凤梨又是黄色,就以‘黄梨’来取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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